1922年10月1日，安徽省合肥县城的杨家大院里，数学教育家杨武之喜得长子，男孩哭声嘹亮，取名振宁。
在杨振宁出生10个月后，父亲杨武之就获得了公费留学出国的名额，去往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。
在那个通信与交通并不便利的年代，杨振宁的教育工作便全被交到了母亲的手中。从四岁起，母亲就开始教杨振宁认字，到五岁那年，他已经可以认出3000多个汉字。
幼年时期的杨振宁与母亲
1929年，杨武之学成归国，被清华大学聘请，担任数学教授。
这一年，杨振宁7岁，他告别了安徽老家，跟着父母一起，搬进了清华园东北角上一间200平米的四合院里。
在清华园里，杨振宁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那时他常和同样生活在清华园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：冬天去荷花池里溜冰，夏天带着弟弟们爬上屋顶看星星，每到周六，他还会跟在父母身后，去学校的大礼堂看电影。
因为聪明且爱说话，大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——杨大头。
幼年时期的杨振宁与父母
平日里，除了在四合院里疯跑，一有空杨振宁还会爬到父亲的书架上，翻看他的各类数学书籍，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。
许多年后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回忆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他看得懂看不懂，只是觉得他本事很大。”
然而事实证明，杨振宁看懂了。从上小学起，杨振宁的数学成绩就远超同龄人，无论是多复杂的数学难题，他总能轻易解开。
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学，在杨振宁眼中却变得“简单、生动、趣味无穷”。
杨振宁小时候（二排右一）
这样安稳有趣的生活，随着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宣告结束。
个人的命运，总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。
彼时战争打响，北平不稳，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武之，带着妻儿经湖南、广西一路南迁到昆明，来到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同组建成立的“西南联合大学”继续教书。
在西南联大里，杨振宁度过了自己本科与研究生的7年时光。
1944年，22岁的杨振宁取得了硕士学位，顺利从清华研究院毕业，在那之后，他进入西南联大附属中学担任了一年的教员，工作间隙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跑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，和教授们讨论问题。
这段过往的经历，为他日后研究物理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那时，一头扎在知识海洋里的杨振宁未曾注意到，在自己所带的班级里，有一位比自己小五岁、名叫杜致礼的女孩。
他也未曾想到，自己与这个女孩子的缘分，将会跨越半个世纪与几万公里。
021945年夏天，在获得“庚子赔款”奖学金后，杨振宁得到机会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。
彼时中美之间并没有直达飞机，杨振宁只能先从昆明坐飞机飞往加尔各答，在那里等待三个月后，再登上一艘名为“斯图亚特将军号”的运兵船，抵达美国。
在那一年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有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入学，身处其中，杨振宁的物理知识是最多的。
当时和杨振宁同班的美国同学回忆起来，形容那时他的物理水平是“远超我们这些人”：
“一次物理考试，我们花费了1个小时才做完那张卷子，而杨振宁只用了10分钟，就离开了教室。”
虽然在物理知识上远超他人，但在做实验上，杨振宁却并不擅长，只要一做起实验，他就会变得笨手笨脚，甚至常常会引发一些“小型事故”。
当时，实验老师甚至编了一个顺口溜——哪里有杨振宁，哪里就会有乒乓响。
对于杨振宁而言，那几乎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“失控时刻”，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沮丧写到：“我虽然努力，可是好像并没有做实验的天赋。”
杨振宁旧照
指导杨振宁的教授泰勒发现了他的困境，他对杨振宁说：“你不一定要坚持实验物理，你也可以进行理论物理。”
没有方向的努力，对人生是毫无意义的。
思考过后，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提议，放弃了实验物理，转头扎进自己擅长的理论物理领域。
1948年，杨振宁博士毕业，他离开芝加哥大学，去往普利斯顿高等研究所读博士后。
在普林斯顿研究所里，杨振宁遇到了当年已经69岁的爱因斯坦，彼时爱因斯坦已经退休，可他依然每天坚持走到办公室来工作。
至今，对于杨振宁而言“和爱因斯坦共事过”这件事情，都仍旧是他人生中的一份骄傲。
在杨振宁最初的计划里，他本来只打算在普利斯顿研究所学习一年的时间，然而，一个女生的出现，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。
1949年冬天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度过自己的第一个圣诞节长假，假期中的一天，杨振宁在一家中国餐馆里，邂逅了自己曾经的学生——杜致礼。
此时距离两人在西南联大分开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。许多年后，杨振宁回忆起这次相遇，他说：
“我并不知道杜致礼到了美国，我是无意中走进那家饭店。我早到或者迟到，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相见的机会，可命运之神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。”
在那次见面不久之后，两个人就陷入了热恋，每个周末，杨振宁都会坐着火车，去纽约与杜致礼见面。
恋爱与学习填满了杨振宁的生活，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普利斯顿研究所希望杨振宁能留下来继续工作，几乎没有犹豫，他就和研究院签了五年的工作合约。
杨振宁（右一）在普利斯顿研究所
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“只打算待一年”的规划，他说：“我留下完全是因为杜致礼。”
杨振宁甚至在自己发表的论文后记里，公开向杜致礼表白：
“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，因为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，她正在纽约读书，而我从普林斯顿乘车，到她那里只需要一个钟头。”
1950年8月26日，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利斯顿的教堂结婚，那一年，杨振宁28岁，杜致礼23岁。
杨振宁与杜致礼结婚照
婚后第四年，杨振宁与物理学家米尔斯共同提出了“杨-米尔斯理论”，这一理论模型被业界称为是：
“已经跻身牛顿、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，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的影响。”
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，杨振宁都走进了自己的黄金时代。
03回望杨振宁103年的人生，有一个男人始终是他绕不开的话题，这个人就是李政道。
1951年，杨振宁进入普利斯顿研究所的第二年，李政道也来到了研究所。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，两人都来自西南联大、同样都毕业于物理系且具有深厚的物理学知识。
在导师的介绍下，李政道与杨振宁很快相熟，一有空他们就会聚在一起，讨论最新的物理问题。
虽然身处美国，但两人在讨论时大多数时间都是使用中文，曾经和他们共事过的同事回忆起这样一副情景：
“李与杨常常会一起走在普利斯顿研究所的草坪上，扯着嗓子讨论物理问题，激动起来还会用手在空气中做一些计算，有时候甚至会站在原地就一个问题争论近半个小时。”
杨振宁与李政道旧照
1957年，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提出“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”理论，该理论一经提出，立马轰动物理学界，凭借该理论，两人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这年12月，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大礼堂里，诺贝尔颁奖典礼盛大举行，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出席。
这一年，杨振宁35岁，李政道31岁。这对年轻且合作默契的物理学家，一时间成为了科学界的佳话。
1957年，李政道（左一）与杨振宁（左二）
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
1957年，李政道（左一）与杨振宁（左二）
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
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撰写了32篇论文，内容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，成果丰富且具有突破。
两人的关系从事业延伸到生活。那时，杨振宁与李政道都已成家，且相邻居住在普利斯顿的古德路上。
一有空，两家就会一起在周末相约外出看电影、去中国餐厅吃饭，因为杨振宁的大儿子杨光诺与李政道的大儿子李中清只相差一岁，所以也常一起玩耍。
杨振宁一家与李政道一家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在1962年宣告结束，至于关系破裂的原因，有消息称，是两人在“究竟谁对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上贡献更大”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。
两人各执一词，矛盾不断升级，不久之后，李政道从普利斯顿研究所辞职，自此之后，两人再无合作。
后来，杨振宁甚至形容与李政道的“分手”为——痛苦远超过一次离婚。
而李政道则说：“和杨振宁的分裂，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，但它是事实，无法回避。”
曾经的一段佳话，终究变成了一段遗憾。
041971年，随着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有所缓和，49岁的杨振宁终于得到机会可以回国探望，这一年，是他离开中国的第26年。
在此之前，杨振宁并非未曾想过回国，在大儿子出生后，他与妻子杜致礼本来打算回国工作，但在两人计划之时，彼时的美国总统下达了一个命令——凡是在美国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，不能让他们回国。
就这样，杨振宁被这条命令挡在了家门外，一挡就是26年。
杨振宁一家三口
1971年，在杨振宁回国之前，接待人员曾让他列出一份想要见面的人员名单，他在名单上列的第一个人名，就是“两弹一星元勋”邓稼先。
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多年好友。
两人都在清华园里长大，那时年长2岁的杨振宁常常带着弟弟和邓稼先一起爬树、弹玻璃球；之后的日子里，两人都就读于北平崇德高中与西南联大，又共同去往美国深造，在美国时，两人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室友。
后来杨振宁继续攻读博士后，才与邓稼先就此分开。
从左至右：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杨振汉于芝加哥大学
在分开的这几十年里，杨振宁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奖，而邓稼先则成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主要贡献者之一。
再见面时，杨振宁与邓稼先早已不再是少年模样，短暂的相聚中，两人分享着这些年来各自发生的故事。
杨振宁（右一）邓稼先（左二）北京游览旧照
在过程中，杨振宁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，却迟迟没有问出。
原来，在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，许多美国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，报道中，美国媒体认可了邓稼先的贡献，但同时也指出在这一过程中，有一位美国女科学家寒春在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。
对于这条信息，杨振宁并不相信，关于事情的真相，他想向邓稼先确认一下，因为他觉得“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”——这代表了中国人是否具有独立制造原子弹的能力。
在与邓稼先分开那天，杨振宁终于没忍住问好友：“寒春究竟有没有参与中国原子弹的制造？”
邓稼先想了一下，回答到：“我认为没有，但我需要确认一下。”
第二天晚上，杨振宁在上海参加宴会，饭吃到一半，一封信送了进来，打开信封，邓稼先的笔迹漏了出来：
“关于你要打听的事，我已向组织上了解，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。”
在那封信的最后，邓稼先写到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同途。”
看完信后，杨振宁激动得泪流满面，不得不暂时离席进入卫生间平复情绪。
1971年，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信
如今，整整50年过去。
2021年，清华大学替杨振宁举办了一场学术思想研讨会，取名“贺杨先生百岁华诞”，会上，100岁的杨振宁提到了昔日好友邓稼先，他说：
“稼先，我懂你‘共同途’的意思，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，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‘共同途’的瞩望，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。”
这一年，是邓稼先去世的第35年了。
杨振宁（右）与邓稼先（左）
052003年，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因病离世。
妻子杜致礼去世后，杨振宁回到从小长大的清华园，生活在胜因院内一间二层小楼里，他给这栋小楼取名“归根居”，寓意落叶归根。
这一年，杨振宁81岁。人生进入下半场后段，他开始频繁面对告别。
在杜致礼去世之前，杨振宁曾经也有过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刻——75岁那年，一日他在家中感到胸口憋闷，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检查出他的心脏有多处堵塞，需要立刻做血管搭桥手术。
手术前，杨振宁亲自写下遗嘱交给家人，做好了“醒不过来”的准备。好在那次手术有惊无险，醒来后，他还对着恢复室外的家人们画了一个长长的微积分符号，表示自己已经清醒。
杜致礼去世后，杨振宁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独自生活，他和朋友说：“我计划找一个人过日子，我不是太喜欢一个人很孤单地这么走。”
杨振宁与杜致礼
2004年，82岁的杨振宁再次结婚，结婚对象是比他小54岁、当年28岁的翁帆。
在当时，这段岁数悬殊的爱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，对于这段关系，大众的讨论并不善意。
对此，杨振宁从不在意，他说：“不管今天大家对我们的婚姻是什么看法，到三十年、四十年后，大家会觉得，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非常好的罗曼史。”
杨振宁与翁帆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1995年。
那年汕头大学承办了首届“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”，杨振宁与妻子杜致礼被邀请出席，而负责接待他们的，正是彼时正在读大一的翁帆。
那次见面让杨振宁夫妇对翁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在那之后，每到了节日，翁帆都会写信给杨振宁夫妇问好。
1995年，翁帆接待杨振宁与妻子杜致礼
2003年，在得知杜致礼去世后，正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研究生的翁帆写信给杨振宁以表慰问，在此之后，两人成为了朋友，并且在不断了解与接触中，变为恋人。
2004年底，两人决定结婚，在登记之前，杨振宁给家人与关系亲近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，信中他说：
“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，也和精神有关，翁帆既成熟又青春，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。”
婚后，翁帆陪同杨振宁住进了清华园里，平日里，两个人常常会在吃完饭后拉着手在学校里散步，一边走，杨振宁一边给翁帆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，讲到兴起，还会唱起老歌。
杨振宁与翁帆
到了晚上，两个人会一起看一会儿电视，看的大多是历史剧。有一段时间，翁帆与杨振宁生活在香港，每到周末，他们就会开着车去山顶看夜景。
偶尔他们还会去香港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家港式餐厅吃饭，餐厅的餐桌被摆放在沙滩上，吃饭的时候总能够闻到海水的味道——那是杨振宁与翁帆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也成为了他们日后最常去的地方。
这样的生活，杨振宁与翁帆一过就是17年。寒来暑往之间，两人成为了相濡以沫的夫妻，也成为了相伴而行的好友。
杨振宁与翁帆
杨振宁将翁帆形容为是上帝给自己最后的礼物，而翁帆则说，在这段婚姻中，杨振宁为他打造了一座“象牙塔中的象牙塔”：
“我很喜欢现在自己的状态，他给了我一个单纯的世界。”
或许时间过去，杨振宁与翁帆的这段爱情，有了一些答案。
06在这个时代里，杨振宁无疑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，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里，他曾经在4个不同的领域里做出了13个堪称诺奖级别的贡献。
严谨如邓稼先，都曾对夫人许鹿希说过：“如果不是诺奖规定每个人只能在同一领域内获一次的话，那么杨振宁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奖。”
年轻时，杨振宁喜欢开车，但85岁以后，因为年纪渐长，耳朵听力也变差，他开始不再能够开车；
过去他也喜欢全世界旅游，而如今因为长时间久坐会背疼，他也无法再经历长途旅行；
在95岁之前，每天早上，杨振宁都会去他位于清华科学馆2楼的办公室里处理工作，再与后辈交流一些学术问题。
但这两年，这个习惯也开始渐渐中断。
2015年，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，回归中国国籍，这一年，他93岁。
杨振宁的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——生活在清华园里，每天要关心的事情，只有没有尽头的物理知识和清华园里的四季变化。
偶尔，走在清华园里的小路上，杨振宁会想起，年少时自己和好友邓稼先一起，带着弟弟杨振汉在夏天的夜晚爬上屋顶看星星。
2022年9月，杨振宁百岁寿宴，前来的全是后辈，早已无老友。
岁月萧索，离别成为常态。再聊起过往，“不在了”三个字，常被杨振宁挂在嘴边。他给老友熊秉明写信，写下毕加索说的那句“我们要赶快，相谈的时间，已经不多了”。
没等到回信，熊秉明便离世。而如今，在短暂的分别后，杨振宁先生和他的老友们，或许已迎来再次的相逢，与漫长的相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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